古今中外的名流巨子在读书问题上说过很多至理名言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曾经说：“夫读书将以何为哉？辨其大义，以修己治人之体也，察其微言，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。”美国天文学家惠普尔也有一句名言：“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。”这些闪耀着智慧光芒的励志之言，对于警醒世人确实极具正向感召作用。

    尽管如此，读书犹如做事做人，不论是满腹经纶的八斗之才，还是学识浅陋的尺泽之鲵，并非人人皆为追求“修己治人”、寻觅“灯火阑珊”。在芸芸读书人中，有为追求真理而读书，有为成就事业而读书，有为谋求功名而读书，有为丰富知识而读书，有为满足精神愉悦而读书，有为积累谋生资本而读书等等，目的虽不同，但愿意读书总是好的。

    与许多读书人一样，读书对于我来说，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着不同的态度和追求。大体上，年少时读书为知，成年后读书为事，再后来读书为人。

    在我读小学和中学时，因处在一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极其贫乏的时代，平时除课本和偶有一些连环画以外，是不可能有更多的书读的。到了高中阶段，父母望子成龙的期待日甚迫切，当时，父母对读书的理解很狭隘，也很功利，绝不允许我阅读除教科书以外的书，我偶尔从同学那里借读一本《青年文摘》，也会招来一顿训斥。

    上大学后，图书馆告诉了我什么叫书海浩瀚，与见多识广的老师和同学相比，我才发现自己有多么孤陋寡闻。面对如此优越的读书环境，我当然没有理由让自己继续寒腹短识下去，暗下决心多读书“增识见”，找到安身立命之本。

    当然，在没有父母老师严格督促的情况下，让一个被封闭落后禁锢已久的年轻人，突然在绝对自由环境中静下心来读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。然而，“知识改变命运”这句话一直告诫我要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，要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。

    “安其所习，毁所不见。”我不讳言，自己当时读书深受所学专业的影响，尤其偏爱阅读法律、哲学类的书，然后才是政治、历史、文学类，而其他类的书鲜有涉及。又或许是受时代和环境的影响，在读大三时一度对西方哲学近乎痴迷，即使过着敝衣粝食的生活，也舍得花钱去买弗洛伊德的《梦的解析》、叔本华的《意志与观念世界》、尼采的《瞧，这个人》等书来阅读，而且目的并不是为了“广情怀”或者为自己找到“灯火阑珊”，而纯粹是兴趣所致。

    如果说我在学生时代读书还做不到口诵心惟、触类旁通的话，那么之后随着年龄的增大、阅历的丰富、思想的成型，才慢慢感觉到读书，既为知，更应为事、为人。

    在参加工作后的前十年，虽然读书于我主要出于提升司法素养的需要，但在这个阶段已开始对一些好书熟读精思，并且通过读书还收获了不少理论研究成果。在进入信息时代后，随着电脑、手机和网络的普及，一些人变得越来越焦虑浮躁，不少人感到难以安静读书，可是这些从没有消磨掉我对读书的执着和热情。

    我深切感受到无论谋事为官，还是修身为人，读书都是帮助我拓展视野、启发智慧、提升素养、培育能力的最好阶梯。因此，尽管法院内外事务常常让我应接不暇，然无论平时工作有多繁忙，身心有多疲惫，我都会安排一定的时间读书，而且阅读面反而比之前更广，不少鸿儒硕学的经典著作都成了我的选读书目。比如，我研读过亚当·斯密的《国富论》，也精读过大卫·休谟的《人性论》等，既为丰富知识、活跃思辨，又为洗涤灵魂、愉悦精神。

    “常玉不琢，不成文章；君子不学，不成其德。”对于读书人而言，不管是磨穿铁砚为知读书，夙兴夜寐为事读书，还是潜神默思为人读书，如果能让知识真正成为根植于内心的修养，便算是德行成就和人格完成。

    记得富兰克林曾经说：“在读书上，数量并不列于首要，重要的是书的品质与所引起的思索的程度。”确实，兼收博采式的阅读固然很重要，但读书好比一日三餐，如果不讲究营养搭配，不注重吸收消化，也无多少益处。因此，作为一名定分止争的法官，不仅要多读一些有益于思想和灵魂升华的书，还应在阅读中思考，唯此才能补足精神之“钙”，祛除行为之“垢”，筑牢思想之“魂”，浩浩然扬正义之剑，卓卓然敲公平之槌。